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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究竟什么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呢？难道就是这些文字或者未形成文字的观念吗？研究对象之辩难构成了法理学之痛。

在德国，许多法学家开始了所谓的历史性反省。从积极的方面讲，法教义学通过提出独立于各个法律主体的世界观与文化特征的法律命题，确保了法的形式科学性，这导向了法的理性化，它使得法更加透彻，更便于作法律上的判断。

前者意味着不动产登记簿制度所记载的事项被推定正确，但可通过反证被推翻。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一方面以法的安定性作为构成要素，另一方面则以建构融贯法律体系为基础条件。[39] 与此相应，法教义学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即作为知识的法教义学与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可见，无论是形式法治观念（除依法而治的版本外）还是实质法治观念的支持者，都会认为上述形式合法性的要求或者说法的安定性，是法治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习惯（法）的研究在中国学界一直是一个热门：有学者长期关注地方习惯法并著作甚丰。

法律体系融贯化对于中国法治建设而言意义重大。[95]基本法律概念的研究曾在中国学界领风气之先，在学术思想受到较大禁锢的年代起到了解放思想、树立航标的重要作用。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依民法意思自治处分涉诉标的后，形成特定继受，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丧失适格基础，此时，诉讼应如何进行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再审之诉的主体一般为诉讼中当事人，受让人作为当事人因当事人恒定而受既判力扩张的约束，符合再审之诉的资格。[5] 2.受让人善意取得时 善意取得旨在保障基于信赖利益而与无权处分人进行交易的第三人的利益，是法律在所有权人与第三人这二者之间利益衡量的结果，其功能在于公示缺乏公信力情形下的善意第三人保护。以驳回起诉抑或驳回诉讼请求的方式来应对涉诉标的转移虽符合诉讼法理，但也存在缺陷。更为严重的结果是，原本受让人可以当事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共同诉讼人身份进入诉讼，在我国现阶段规范认识僵化，缺乏自主解释法律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却可能依《民诉法解释》第249条将其认定为第三人，限制其应有的诉讼权利，甚至可能成为助长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手段。

此外，由于我国属调解型审判模式，若诉讼中转移了涉诉标的，法院为避免在驳回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后当事人再次起诉，允许有关联的当事人参与调解。甲乙因为出版纠纷诉至法院，乙在诉讼中将合同中约定的出版新作的权利转让给作家丙。

(三)当事人恒定中裁判效力扩张的文书范围 以调解方式结案是我国调解型审判模式的特点之一，《民事诉讼法》9条确定了调解应遵循合法、自愿。诉讼系争物概念系源自《德国民事诉讼法》，《德国民事诉讼法》265条第一项所称之为诉讼系争物，乃当赋予原告之诉实质理由或被告反对声明实质理由的实质合法性以该法律关系直接相关之物为基础，即称该特定物为诉讼系争物。[1]参见肖建国：《论现代型民事诉讼的结构和功能》，《政法论坛》2008年第1期，第179-197页。若诉讼标的发生转移，法律规定转让人当然成为受让人的诉讼担当人，由原当事人继续进行诉讼，原有的诉讼程序继续进行，裁判效力扩张至诉讼标的的受让人。

此时，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并非为质权，因为质权仅存在于甲乙间，而乙并不拥有该文物的所有权，所以争议的权利亦非所有权。针对此，程序法衍生出两种制度。是故，在现有解释体系下，例6中出现的转移非争议物权以及例7中被告转移所有物都不属于《民诉法解释》249条的争议的权利义务范围内。[12]尤其在转让人处于原告地位之时，受让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甚至无法对败诉提出上诉，其权利的保护仍需其他后续程序，更难言纠纷的一次性解决。

若法官在审理过程中获知涉诉标的的转让行为，法官不能不予理会，无论受让人知晓与否，只要受让人仍在诉讼外，即应依职权通知受让人诉讼系属，使受让人获知其已经作为被担当人的状态。转让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避免被追究瑕疵担保责任，防止受让人对其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实为其留在诉讼中的原因。

此时，丙将文物卖给丁，在满足法律行为要件时，所有权成功转移，是否应适用当事人恒定呢？乙基于质权而享有物的占有，并通过诉讼返还请求权，但占有并非民事权利，不受争议民事权利这一概念的涵射，即使将《物权法》中的占有解释为准权利，在被告丙出卖文物给丁之后，亦非准权利发生了转移，不属争议的民事权利范围，不能适用当事人恒定。二是作为诉讼担当人的当事人适格，即对他人争议的法律关系或纠纷进行管理且具有诉讼实施权的人。

当事人恒定在转让人恶意和受让人善意取得时呈现特殊性。对此，最先产生了当事人恒定。此做法将当事人适格作为诉讼要件，当事人若非所争议的权利义务主体，应解释为欠缺特别诉讼要件，此时诉不成立，不能进入实质审理，法院遂驳回起诉。例如刘敏教授论述当事人恒定时，明确将其作为引起、适用当事人恒定制度的原因之一。但是，若该所有权涉诉并在诉讼中判定为他人所有，则该善意第三人享有所有权的状态和裁判效力间就产生了冲突。是故，受让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虽可以满足诉讼进行中的程序保障，但却是为了获得程序保障而程序保障，带有人民法院主导下的方便审判的程序功利化色彩，未能完全保障程序利用者的利益。

我国台湾地区虽未在法条中明确囊括诉讼系争物的转让，但在学理上也将诉讼系争物单独予以论述，并得到了裁判的肯定。转让一方的当事人对已经进行的诉讼有着直观的感受，了解整个攻击防御的过程，诉讼行为也产生了相应的诉讼法效果。

比较合理的做法是由法院征求对方当事人对于承担诉讼的意见，在对方当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方可作出决定。是故，在理想状况下，适用当事人恒定，应增加诉讼担当外的其他前置性保障程序，并给予受让人以特定后置性程序保障。

前置性保障程序主要包括送达制度、追加当事人制度及当事人参加制度，其效果为受让人作为共同诉讼人抑或诉讼第三人进入诉讼。(二)仅以驳回形式结束诉讼过于简单 若当事人不适格，诉讼继续在原当事人之间进行丧失意义，大陆法系的传统处理方式比较简单，主要有两种做法。

在诉讼过程中，若当事人转移涉诉标的，原本应由适格当事人行使的诉讼实施权也随之转移。2.物权 通常而言，在以物权为争议对象的诉讼中，原告为物权的主张者，被告一般为物权的侵害者。程序安定性主要包括诉讼程序的安定性、诉讼运行的安定性和诉讼结果的安定性三方面内容，具体到制度层面则包括了讼争一成不变原则、管辖恒定原则、禁止任意诉讼原则等内容。期间，同租人丙认为此文物与自己家传宝物相似，遂将其霸占，并拒绝交还给乙。

[9]我国诉讼法学界在论述当事人恒定适用前提时，均不加区分地将诉讼系争物转移作为论述的大前提而未作细分。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

是故，笔者认为，《民诉法解释》第249条未考虑到调解书应属法律漏洞，在司法适用时，建议将调解书纳入当事人恒定的裁判文书内。我国学者在论述当事人恒定时并未刻意将债务转让排除在适用范围外，而从《民诉法解释》第249条中的文意解释看，并没有充足理由将债务排除在义务外。

从实然角度看，《民诉法解释》第249条的范围无法解释出德国民诉法上所指的系争物转让内容，且这一缺失应属明显的漏洞，这一漏洞对涉及物权纠纷存在重大影响，建议应对系争物转让适用《民诉法解释》第249条予以明确说明。在诉讼过程中，丙将此文物卖给了丁，并完成了交付。

理论上，法定的诉讼担当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代表方的利益而对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享有管理处分权，并可基于此管理处分权进行诉讼担当。当然，实践中也存在转让人恶意转让且故意消极对待诉讼，借此损害受让人的利益，此时应给予受让人充分的事后程序保障，下文中还将继续探讨。在涉诉标的转移后，受让人对涉诉标的享有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当然享有独立的请求权，如例5中，丙完全可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与本诉，形成参加之诉与本诉并存，而在非因自身过错未参加诉讼时，仍可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在法院判断因素上，应做到明确化、具体化，主要可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来限制，实体上对特定权利允许诉讼承担予以明示，而在程序上应将是否有利于查明事实、是否有利于诉讼的快速推进、是否不利于公共利益、是否有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等作为考量因素。

通过此制度，使民事交易活动更加透明、公开，只要受让人足够理性，转让人就无法达到隐瞒诉讼系属的效果，二者间就形成诉讼担当，裁判效力的扩张也不再有限制。但是，不加限制地承认调解书效力的扩张仍有助长诈害诉讼的可能，因此可将其效力扩张限制于受让人知晓诉讼系属时，如此则受让人可申请承继诉讼，保障自身权利。

此时，争议的权利义务被限定为原告是否享有物权请求权而被告是否应履行相应的返还义务。一方当事人若在即将败诉时转移涉诉标的，便可逃避实质性判断来避免败诉，对方当事人为胜诉不得不针对受让人进行再一次的诉讼准备，徒增诉累。

实践中，经常出现私法状态与裁判结果不一致的现象，单纯以私法权利对抗特定裁判结果无法产生诉讼法上的效力。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是甲对乙的债权，债权转移给丙后，就产生当事人恒定。